一个官员的兴衰:简评“仇和现象”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 ——仇和   “国家权力无法消灭资本的权力。它只能在资本权力的框架内行事。” ——曼德尔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市场改革的进行,中国的阶级分化加剧了,经济前景不明朗,整个社会越来越人心浮动、矛盾丛生。为了维持权力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者,执政当局积极探索如何调整政治秩序,让它适应市场的需求。秩序的调整,让一批有干劲、勇于打破陈规的官场过河卒应运而生,其中包括了后来大起大落的明星官员仇和[i]。 1957年,仇和出生于江苏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思维敏捷,擅长讲演、写材料。在老家,他当过生产队副队长,很能吃苦。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政府机关,得到了上级赏识,逐渐升迁。1995年,他被江苏省政府选派赴美进修八个月,学习西方的行政管理方法。虽然公务繁忙,仇和还是读了不少书,梦想着施政一方。很快,机会来了。1996年年底,仇和被任命为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的县委书记。那一年,他只有39岁。 在1996年,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贫困县,沐阳的情况是一塌糊涂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国企经营趋于恶化,企业职工人均工资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县财政长期依赖上级补贴,政府机关盛行公职买卖的风气。此外,当地治安败坏,地下宗教活跃,农民也不断上访告状。当时的沐阳,可以说从上到下昏天黑地[2]。 经过仇和的四年治理,沐阳整肃了贪污与买官现象,街头犯罪大为收敛,道路建设呈现出脱胎换骨的新气象[3],县财政收入猛增,职工整体收入也有点改善。取得这样耀眼的政绩,仇和的仕途从此有了保证。自2001年后,他不断升职,先后当过宿迁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昆明市委书记以及云南省委副书记。有一段时间,仇和的官路似乎无限宽广。 但他最终没有跟上时代转换的节奏,而身败名裂了。2015年3月,中国官方证实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2016年12月,仇和以受贿罪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 关于仇和,主流舆论评价不一。在体制内,有的学者欣赏他敢于动用非常手段,不怕扮演“官场上的恶人”,能够迅速改变所辖地方的社会经济落后面貌[4],至少是个有抱负的能吏。在主流的政治反对派中,有声音抨击仇和是以权力干涉市场,“冲决几乎一切官场秩序,用铁腕杀出一条血路,靠个人英雄主义缔造发展,缔造繁荣”[5]。 在笔者看来,仇和并非单打独斗,更不是市场的敌人。他的“非常手段”背后,是执政党对权力的全面垄断,以及高度完备的官僚机器。也许,他确实得到了某些大人物的青睐,从而有较多的渠道积累政绩。但从根本上说,他的所作所为反映了国家在90年代末快速市场化阶段的集中意志。他多年实践的成功部分,应归功于雄厚的国家力量。他的某些挫败,也显示出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国家的臂膀毕竟是有极限的。 仇和铁腕的权力保障 1949年的社会革命铲除了城乡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却又并未落实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的管理权。作为后果,官僚机器掌握了巨大的力量,对社会的其它群体有着压倒性优势。如有需要,这部机器可以像推土机一样,执行上级的意志去扫清障碍。 在80年代,当中国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市场,执政者及时地看到这部独具特色的机器有着不可替代的优点,大可让它转而为市场化服务。1987年,邓小平表示: “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6]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一面为市场化改革高调撑腰,大谈“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 样。”[7],同时不忘强调维持秩序,满口称赞以严刑峻法闻名的新加坡:“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8] 作为国家机器的一根优质螺丝钉,仇书记对邓小平的“国家要严管、市场要大胆”的思维,有着更直白的总结:“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资本主义发展)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9] 既然中国市场经济的壮大过程等于制造压缩饼干,施压者的身影自然无处不在。 正如上文所说,仇和一路升迁,并得以大展拳脚,无疑是上头有人。在沐阳,他就算捅出篓子,仍然受到省里的呵护[10]。他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2001年4月江苏省委下发的第12号文件特意写明“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和扶持宿迁采取比其他地区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多年后,仇和承认“这条政策实际上是给宿迁改革提供了一把‘尚方宝剑’。”[11] 就这样,仇和带着少有的特殊授权登台亮相了,并立即搅动了沐阳的一潭浊水。 从落实计划生育,看仇和推动“压缩饼干式发展”的手段 虽然中国在80年代初开始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但许多地区的计生执行很弱,沐阳就是一个例子。截至1996年,据沐阳官方统计,当地计生率不足50%。1996年年底仇和上任后,立即在计生领域展示了他的铁拳头。他积极参加计生会议,优先检查计生工作,做出与计生有关的文件批示超过一千次。他动员了全县“四套班子”(党、政、人大、政协),针对官员职位推行计生奖惩办法。按照这一办法,只要计生率不合格,相关官员一律警告、降职留用,一年内再不达标,就地撤职。 针对育龄妇女以及二胎孕妇,仇和指挥全县各级领导,布下一张罗网:躲藏在外的要追回;大月份孕妇一经发现立即引产[12];不讲情面,对当地官场沾亲带故的“关系户”同样下手。他上任的第一年,全县落实各类计生手术7,9万户,沐阳的生育率终于降下来了。 仇和狠抓计生,有着多个目的。既是执行国家的整体战略,也为自己捞到了第一笔政绩,同时对全县的社会情况摸了底。很快,仇和开始了施政的下一步:整顿吏治。他带头率领全体公务员上街清扫陈年垃圾[13],动用纪委的力量逼迫官员养成开会守时的观念[14]。针对政府办公人员迟到早退的慵懒习惯,他亲自“查岗”,让小吏们惶恐不安。他压制官员的吃喝风气,违者被撤职、罚款。他在内部会议上直言不讳“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大规模整肃了公安部门。他从调查前任县委书记入手,揭开了沐阳官职买卖的黑幕,先后惩处了数百名公务员,让县政府的家属大院一时气氛惨淡。 迫使公务人员强化纪律、抖擞精神,涤荡衙门里的私相授受潜规则,树立仇和本人令出如山的威信,这一切的目标,自然是为经济服务。当仇和得到了一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行政队伍,他就迫不及待地跑上了工业舞台。 从沐阳的经济演变,继续看仇和如何推动“压缩饼干式发展” 修路 工业的重要支柱,是良好的交通。仇和没有那么多修路的资金,但他有一部高速运转的行政机器,可以“变”出钱来。为了修路,除了尽量争取省市支持以及银行贷款,仇和命令全体公务员(含退休者)每月捐献10%的工资,并挪用多种上级拨款,包括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15]。几年间,全县农民每年都要出百万个左右的义务工,缺乏修路机械就采用人工摊铺。此外,县政府强迫农民捐出人均年收入的5%,据当时的官方调查说,强捐达到了“有粮拿粮、无粮搬东西”的地步[16]。修路期间,遇到承包商偷工减料,仇和也绝不客气:施工商要坐牢,相关官员要撤职。 招商 沐阳是一个缺乏工业的贫困地区。仇和的对策是推出“招商指标”制度,分配给公务员乃至教师强制完成。县政府制订了招商数额,完不成任务的部门“一把手”要撤职留用,以观后效。 扶持木材加工 当仇和发现本地农民的家具作坊比较红火,他就在全县大规模栽种杨树,希望用这种办法扩大木材产业的规模。不必废话,仇和的种树法宝仍然是给行政部门施加压力:他提出“人活树活,树死官下”,并安排机关干部驻村监督植树的进展。为了应对下级的敷衍,县政府甚至动员了小学生清查树木,仇和下乡时也带上了望远镜,观察田间栽树的状况。 私有化 在90年代末期,执政党提出了国有资产私有化(改制)与融入世界市场(入世)的两大课题。仇和闻风而动,高调表态“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17] 在仇和的命令下,除一家化肥厂外,沐阳县331家企业全部改制,且“以卖为主”(仇和语)。2001年当他升官到了宿迁,当地的学校、医院、幼儿园、乡镇卫生院也相继变为私营[18]。2003年,宿迁市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公立医院的地级市,而医疗质量整体上明显下降了[19]。在仇和的授意下,当地国企纷纷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并削减工资,让职工呆不下去,方便厂领导顺利改制。私有化之后的企业、医院和学校,老板往往采取降工资、不签合同等办法,逼走老员工、老教师。 面对生活的苦难,工人和教师开始反抗了。在沐阳,教师早就罢过课,反对强制招商的下派任务。改制开始后,棉纺厂数百职工包围过县政府,中医院数百职工将门诊部封锁了数天,并高呼“县里不收回改制决定,我们就到北京上访。”在宿迁,幼儿园老师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而中学教师多次罢课,要求确认他们的公立编制身份。” 无论群众如何骚动,仇和毫不退让,迈着大步完成了私有化。而经过了反贪洗礼,行政效率大为提高的市县官僚机器,也配合有方,沉着应对了大众的反改制抗争。 在沐阳、宿迁,仇和是一个叱诧风云的人物。但说到底,他只是无数官员中的一个,虽然是较为显眼的那一个。不容忽视的是,他的从政实践,确实让他与国家的彼此关系略显复杂。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仇和与国家的相互关系 首先,对国家来说,仇和是一个颇有成绩的“干才循吏”[20],召之即来呼之即去,仅此而已。仇和喜欢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对治下的官民人等,仇和是老大,但对仇和自己来说,国家是他的“超级老大”。虽然几经升迁,仇和的主要决策都在国家思路的框架内,得到整个官僚机器的后援。以整顿吏治来说,执政党的内部调研机制,让他可以准确把握地方动态[21];清理本县公安系统时,他调入可靠的外地政法官员,依据的是政法委“反贪异地用人”规则。 仇和的经济活动,更不是他闭门空想出来的,而来自政府内部的交流。无论是招商引资的种种招数,还是强捐资金搞建设,在江苏其它地方都司空见惯了。 大政方针之外,仇和跟寻常官员一样,擅长拉关系的生存之道。虽然上面有靠山,仇和还是很重视官场社交的润滑作用。在沐阳,他不许本地公务员吃喝,却用公款送礼招待上级。他广为结交沐阳籍的上层官员,对退休老干部也主动沟通[22]。对游行罢课的工人、教师,仇和可以端出铁面孔。对待自己人,他的手腕就多样化了。反贪高峰时,为了安抚官员家庭的情绪,他办起了舞会。内部聚餐时,在座的无论职位高低,他都会主动敬酒。离开宿迁时,他特意对因为工作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23],公开道歉。 诚然,身为一方行政首脑,仇和在“制造压缩饼干”的过程里,难免滥用权力。面对下级和群众,他的举手投足时而像个草台班子水平的“拿破仑”。在沐阳,他让小偷小摸的违法者上电视“忏悔”;在昆明,他成了绿化专家:“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阴。”但对上层的统治者看来,这都是细枝末节。只要仇和能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他对国家来说就是个可用之才。 这么多年来,仇和也确实在多方向、多领域干的很卖力。除了上文提到的吏治、基建、招商与私有化,他还针对官员选拔、村镇票选“一把手”以及公务员廉洁制约等话题——也许是在靠山的提示下——频频试点。 1997年,仇和宣布在官员提拔的程序上增加公示制,破了国内的先例。2002年,执政党中央开始在全国推广官员的任前公示制度。 2003年,沭阳县尝试在个别乡镇用“公推公选”的方式选镇长,引入选票政治的若干元素[24]。2007年,“公推公选”写进了执政党的十七大报告。 在宿迁,仇和推出勤廉公示制[25],对官员形成更多的廉洁制约。一年后,江苏省开始推广这种新型党内监督。 仇和显露头角的另一个领域,是环保。入世带来的工业繁荣,不仅带来利润,也加剧了污染,引起执政者的关注。说到底,环境过分恶化也会让繁荣难以为继。2006年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针对省内化工行业的排污难题,他这把钢刀正好派上用场。在仇和的主导下,截至2007年年底,江苏省共关闭化工企业两千家,太湖的水质好转了。调任昆明后,他把河流污染治理作为考核官员的硬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为了保住官位,领导们一下子主动起来,纷纷拆除水域附近的违建、禁止畜牧养殖,并加快污水处理建设。很快,滇池的水质也好转了。 但权力毕竟不能代替市场。时至今日,沐阳的工厂大多属于纺织、化工等高污染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是一家污染严重的电池厂[26]。这一现状,是沐阳的市场分工角色所决定的。 在昆明,仇和的三板斧也暴露了弱点。他照例要求公务员招商引资,效果不大[27]。他力推城区改造,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纠纷[28]。他举债搞地铁建设,在当地官场引起公开的争议[29]。他的随性指挥,也比过去更招人反感[30]。2010年后,仇和的明星光环黯淡下去了…… 如此说来,仇和与国家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是官僚机器的一分子,带有这架机器的一般特点。他同时又是肩负特别使命的“特派员”,有着超乎一般官员的操作空间。他的“非常手段”来自国家的授权,他异乎寻常的成就,主要反映了国家力量的真正深度。他的某些挫折,说明了官僚作为市场主导者的笨拙之处,市场环境越复杂,官僚越容易露怯。 同时,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曼德尔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力对市场的主导并不走向资产阶级财产和权力的废除,而是走向资产阶级财产和权力的进一步加强。众所周知,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官僚与资本的高度融合。官僚的权力越膨胀,他隶属的资本集团就可能越强。据官方揭露,仇和的升迁之路也是他成为大有产者的道路,而仇和的“生意经”,最终成了上层除掉他的表面理由[31]。… Continue reading 一个官员的兴衰:简评“仇和现象”

南街村工厂:改良运动碰壁记

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有三千多村民,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地方。数十年来,它在本村干部王宏斌的带领下,热烈宣传“南街人信共产主义,信毛泽东思想”[1],自称走集体经济道路、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2]。这些口号让南街声名大噪,赢得了中国主流左翼的赞美。 早在80年代中期,南街村民就上交了承包的耕地,由村里统一支配。到了90年代,在医疗、住房和教育领域,本地村民(共计三四千人)实现了较好水平的免费供给[3]。同时,村民的言行受到严密规范,并对违规者处以惩罚[4]。南街的权力中枢俗称“三大班子”,即党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一个议事机构,定期开会商议村中事务,从投资兼并到婚丧嫁娶无所不包。“三大班子”的最高决策人,是王宏斌。 南街村的福利措施,有相当的物质基础。80年代中期,王宏斌就领着乡亲们做买卖、建车间。如今村里拥有二十多家企业,由“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统管,主要生产食品以及配套产品,还有药品。1990年初,“南集”的员工已经超过了一万人,多数是外来工。直到近两年,它大致维持了这个雇佣规模。2016年,南街村总产值达到21亿元,是县里的纳税大户。 要立即说明,南街村的经济崛起,离不开官方的扶持。也许,执政者把“南街道路”看作了基层干部自发缓解农村疾苦的宝贵尝试?也许,某些大人物试图让南街村充当制衡国内亲西方舆论的一个工具?不管怎样,经历了早期下海的凄风苦雨后,自90年代初开始,南街的资本主义市场创业路越走越顺了。 在上层的关照下,王宏斌不仅是村党委书记以及“南集”的董事长,也有其它党政身份[5]。身为一个行政村,南街却配置了“镇级”的派出所、法庭甚至纪委等机关,甚至有直属军分区的武装部[6]。更有力的扶持,是送上门的钞票。自1990年起,“南集”开始接受源源不断的银行贷款[7]。21世纪初,由于企业经营受挫,南街的还贷能力出了问题[8]。为了帮助南街渡过难关,中央又指示地方伸出援手。2008-2017年间,相关银行逐年核销了积欠的16亿元贷款[9],让南街村摆脱了一个大包袱。2017年,王董事长当选执政党的十九大代表,说明“南街道路”继续得到国家的肯定。 谁是南街村产业的支配者? 那么,谁是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庞大产业的实质支配者?显然,“三大班子”里手握党政与企业大权的那群人,是最接近“支配者”这个概念的。1994年,王董就不无自豪地宣布:“公家的钱很多,我想吃啥都可以买来,想用啥都能买来……这些年尽管说咱们南街的钱我随便花,但是,我花的是有分寸的”[10]。虽说王董自认花钱有分寸,但既然能随便花钱,也就距离随便捞钱不远了。2003年,“南集”副董事长、村委主任王某病逝后,爆出丑闻:据媒体披露,当时在王某家中发现来源不明的巨额现金、房产证[11]。除了主流报导,同情南街的某体制内研究人员也证实了这一传言[12]。 擅长捞钱的人都明白,来源不明的财产不是长久之计。而更现实的压力,来自市场对企业经营规范化的要求。2004年,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南集”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王宏斌等12名党政、企业负责人成为股东[13]。对这一变化,南街对外坚持说纯粹是为了方便融资,股东身份只是走形式。但资本主义市场规则是一个整体:你不能既顺应某些部分却又无视其它部分。后来,王董索性对记者摊开了实情:“即使是我以后要求得到股份,我也是合法的。”[14] 2008年初,王董向媒体透露,如果有机会,村里希望把效益好的几个药厂运作上市[15],目的还是融资。 被支配者的处境 既然有支配者,自然有被支配者。南街的企业是如何管理职工的?王董早有答案:“南街村是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来管理企业,用经济杠杆的成分很小,主要是用思想教育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16]。所谓思想教育,一般包括“大唱红歌”、劳动竞赛、民兵训练以及政治学习,用来激发生产热情。 除了思想教育,南街还有一整套措施,想方设法加产量、降成本。这里的工厂极少放假、不给加班费[17],并使用了“六定一赔损”的成本控制手段[18]。依照这一制度,成本超标要扣员工工资,如果节约了成本,也没有什么奖励,等于说工资只会向下浮动[19]。这一切表现在员工待遇上,就是低工资、长工时、惩罚多、奖励少[20]。这套措施很有效,把人力成本压缩到了极致。1998年,南街企业内外工的工资总额为4800余万元(含劳保用品),仅占当年总产值的2.7%[21]。 既然干的多、赚的少,南街工人是怎么面对这个现实的?首先澄清一点:自90年代中期开始,本村人就算在工厂上班,也基本不去产线了[22]。鉴于这个事实,说南街的员工待遇实质上等于外工待遇,大体是没错的。长期以来,占一线工人绝大部分的所谓外工,很大部分来自周边地区,平均年龄20岁左右。这个群体刚出校门,还没结婚,对社会生活有新鲜感,没那么计较挣钱多少。而且他们上班的工厂离家很近,有困难可以找父母。更重要的是,90年代的市场改革背景下,大量的农村青年相当贫困却难以就业,他们几乎愿意接受任何工作。直到21世纪初,珠三角的工厂还对年轻男工挑肥拣瘦。因此,虽说流失率高,但很多年里南街工厂不愁没人干活。 随着入世带来的繁荣,中国工人,尤其是沿海工人的工资增加了。生育率的下降,让劳动力的供给变少了。这些变化,是否同样冲击着南街的工厂?对此,外界所知不多。2016年底至2017年夏,左翼爱国学者韩德强指导下的一群青年涌入了南街的工厂,在车间干了大半年。在厂期间,他们向厂方呼吁改良生产、改善待遇,想落实企业与员工的“双赢”。这批青年的活动,客观上对外揭示了南街工人的处境,以及企业日常管理的面目。 韩德强与他的弟子团:追寻“让道德限制市场”的方法 韩德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人员,2003年主持创办“乌有之乡”网站,成为北京左翼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物。他参与过很多社会活动,影响了部分左翼学生,甚至给自己搜罗了一批狂热的信徒。面对入世的经济不确定性,他建议政府保护内部市场。针对私有化的喧嚣,他指出大型国企是对外竞争的基石。他盛赞毛时代工业化的意义,也支持私企到海外去抢地盘。 最值得注意的是,韩德强很早就呼吁建设“道德市场经济”,断言“当道德力量比较强大时,就可以制定规则,限制市场过度欺诈、投机,限制大资本操纵市场,以及鼓励弱者联合争取正当利益,市场交易就会比较公平,两极分化速度就会比较缓慢,经济发展速度就可能比较快”[23] 2012年以后,韩德强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表示自己一贯看不上剩余价值理论,更反对阶级斗争学说[24],并郑重声明“我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并不真想要一场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25] 无论脸上的妆容如何变幻,韩德强与南街村向来保持着友好的关系。2004年,他推荐了自己的门生顾毅去南街上班,2008年当上了“南集”总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下半年,韩的几十名年轻追随者,在韩的指派下,应聘到南街的工厂当普工。这批人先是在产线上带头苦干,试图营造出“一群身在一线、服从指挥的、团结的、肯吃苦的、一心就是为着这个企业的年轻工人”[26]理想形象,激励广大员工更加忘我地献身南街。可是,青年们很快发现,工人的反应很消极。2017年3-7月,在韩“导师”的谋划下,他们发起了一场改良生产、改善待遇的实验,并在失败后集体离厂了。 也许,对这批青年来说,他们一直在寻找让普通人与资本主义大环境和谐相处的方法,像韩导师所讲的那样,让强大的道德限制市场的贪婪?也许,对那位导师来说,他需要时不时搞点新花样,巩固自己在追随者中间的权威[27]?无论如何,这群青年的活动触及了一个敏感话题:资本主义强加给人的剥削、压迫与无力感。 韩氏弟子团在南街工厂的经历:剥削、压迫与无奈 韩德强的弟子们进厂后,工厂司空见惯的一切,就劈头盖脑砸到他们身上了。进厂时签的合同,没有写明工作内容、地点、劳动报酬,更没有提到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他们签字后,厂方立即收走了合同。车间生产两班倒,一班12小时,7-10天倒一次夜班。正式的工作时间之外,工人有时必须提前上班做准备,比如汤料车间的上酱工要提前半小时进车间给机器消毒。即使在设备检修的日子,厂里有时也要工人留下来打扫卫生。为了完成订单,每月顶多休息一两天。请假就更难了,用某车间主任的话说,“除了卧床不起、婚丧嫁娶之外一律不许请假。” 厂里环境如何呢?车间里噪音大,温度、湿度高。夏天没有空调,热死;冬天没有暖气,冷死。虽说工厂包吃住,但食堂饭菜油腻辛辣,用某老员工的话说,“我们家的猪都不吃这些的。” 基层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完成产量,超额更好。完成产量的核心手段是罚款。领错料了罚款,成品入错库了罚款,质量出了差错更要罚款。罚款的核心威力是连坐。某女工熬酱的时候加错原材料了,从主任、质检,班长到操作工,统统扣工资。 说到工资,2017年临颍县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450元,南街厂方在招工中承诺每月工资2100-3000元,实际平均工资不超过2500元,个别重体力岗位可达到3000元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厂里虽有计件工资制,但预先限制了工资总量,导致工时越长,工价相应越低[28]。 最近这些年,到底是什么人在南街打工?如果说20年前的南街工厂以年轻人为主,如今做得久的多半是25-45岁的已婚妇女,来自附近的村镇。她们为了照应家人,只好就近谋职[29]。她们中的很多人,农忙时上午要下地,晚上又得上班。虽然每天重复着几万个动作,赚钱不多,职业病不少,但她们往往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 在工厂里坚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是什么感受?她们说:“熬!”她们还说:“在车间干活跟坐牢似的”毫无前途,因为“在流水线上学不到东西的”,所以“干了十年了,才两千多的工资”。流水线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吃饭、上厕所要人顶岗。她们一天能为这些破事吵好几次架:吵谁先上厕所,吵线上的差错是谁的,吵其他班做事不公平。 虽然天天斗嘴,但她们真正的状态,是忍耐。某女工在搅拌器旁边站了一天,回到家连电视的声音都受不了,可第二天爬起来还是得上班。另一个女工开包装机,一年只请了一天假,就是亲侄女结婚那天。还有的女工脚被送料车压伤了,不敢在家多休息,因为要扣工资。 她们上着疲惫的夜班,自嘲“一个个表情都跟傻子似的”。隔三岔五,她们还有厂里安排下来的其它义务。比如南街要举办元旦趣味运动会了,预备上夜班的人必须提前几个小时出门参加运动会,然后直接去上夜班。 她们习惯了个人顾个人的生存方式,认为“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干嘛要帮她们?她们又不帮我们。”即使连续几年坐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线头也未必认识线尾。 虽然最看重的是那点工资,但大家都搞不懂每月的工资,厂里怎么算出来的?话说回来,也只有发工资这天,工人才活跃一些,互相问你发了多少,跟上月比是多了还是少了。平时说起工资,她们也会抱怨:定量不断地往上加,工资怎么比前两年还少了?[30] 如此这般,循环往复。南街工人的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下去…… 理所当然,韩德强的弟子团初来乍到,眼中的南街工人“充满了抱怨与计较,充满了消极与慵懒,多一分的活都不肯干……当我们希望大家更认真地遵守纪律,大家会认为我们是领导派来监视他们的。”[31] 他们带着热情擦拭机器,发现同事们都蹲在墙根玩手机。他们主动纠正食堂排队中的乱加塞,差点跟加塞的男工动了手。他们也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卫生习惯不好的大叔,注意加工面条时的清洁问题。为了让工人减轻疲劳,他们给周围的同事按摩、刮痧,一起练太极。不用说,他们也会见缝插针地引导工人“不要那么在意工钱,钱不算什么。”[32] 那么,工人怎么看待这帮青年心系企业的种种言行?大体来说,既不反感,也不理解。一位在南街干了20年的机修师傅,这样劝告他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领导的事情你们不要瞎操心。”[33] 其实,经过几个月的车间劳动,青年们自己都意识到了,不从生产体系入手,就难以纠正随处可见的管理弊端,也无法减轻员工的痛苦。于是,一场短促的改良运动开始了。 短促的改良运动及其失败 上文已经说过,南街企业的高管中间,有韩德强的门生、原北航左翼学生顾毅[34]。在顾毅的努力下,他负责的食品公司扭转了亏损局面,在2013-16年间,每年有两三千万元的盈利。2017年2月初,韩的弟子们想当然地以为“朝里有人好办事”,开始热火朝天地向顾总以及其他厂领导献计献策。 韩德强曾经宣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意味着对社会的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不加区别。(在当今社会)一旦实施,意味着社会动乱无已。”[35] 身为他的忠实信徒,这批青年的改良重点,自然放在了优化生产,而不是工人斗争上。员工状况的改善,在他们的设想中,是优化生产的连带产物。 经过观察,他们发现厂里的员工“随意改变工艺标准、减少工艺步骤、不严格遵守生产要求”的现象是很普遍的,而从管理、机修到普工,都只是“缝缝补补地解决这些问题”[36]。因此,他们起草了多份改良方案,其中包括流水线各环节执行标准的细化,降低劳动强度、提高作业效率所需增购工具、机器的清单,以及员工培训的重点方向。他们主动试点,从原面车间的手工热合面加工入手,带动线上的同事进行标准作业,降低了热合面的原料损耗率。 他们指出机器老化故障频发,造成原料、用工的严重浪费,而机修、车间主任与设备部之间的扯皮,加剧了这一浪费。所以,他们建议打破各车间互不通气的状态,避免互相推诿。最后,他们提出产线合并,改行三班倒的八小时工作日。 对这一斜刺里杀出的改良风潮,厂方的反应可以说是三分吃惊,六分不耐烦,还有一分皮笑肉不笑的敷衍。当这群青年反浪费、搞技术发明时,厂方还表示欢迎。当话题涉及八小时工作日的时候,高管们坐不住了。 2017年5月初,在与“韩门师弟师妹”座谈时,顾毅说: “现在南街村,甚至整个临颍县都是12小时工作制,我们南德食品有限公司偏偏要搞八小时工作制,这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呢?三个车间都改成八小时工作,那每年就得多花三分之一的工资,每年就得再投入1000万,我们现在的利润很薄,怎么改得起呢?”[37] 对这番辩解,青年们回应说他们的计算是每年多支出约两百万元,而生产优化带来的利润,仅热合面一项就在百万元左右。 过了一段时间后,顾总也不再纠缠成本、利润的是非了,直接对“师弟师妹”说了一通肺腑之言: “员工都是自私自利的,不可改变,他们就是为了钱来的,只需要钱,不需要身体健康,我们不能强行给别人不需要的东西。12小时工作制是员工可接受的,他们并没有强烈反抗,所以他们不需要8小时工作制。”[38] 但顾总还是做了个高姿态,宣布在“产量不减,质量不降”等等的前提下[39],允许汤料车间启动八小时工作日的试点。事实证明,他的姿态一文不值。相反,车间管理全面排斥“韩门弟子”的改良实践,换风扇、添置凳子一类的小事也落实不了。形势是明摆着的,改良已经夭折了。 2017年7月23日,韩德强的三十多位追随者,集体办理了离厂手续。 南街厂方为何拒绝了韩氏弟子团推动的生产改良? 笔者要为南街的企业高管以及遥控的“三大班子”说句公道话:他们见过世面,懂经营、有判断力。从设备到管理,南街的工厂都在努力跟上同行的脚步,以便在市场上生存、壮大。韩德强的弟子们入厂后,曾对原面车间的巨大流水线感到震撼,一部杀菌机就有50多米长啊!为了实时监控原材料和成品的质量,“南集”已经投入了几百万元搞信息化,经手人就是顾毅。各厂的生产部,也会定期组织管理人员去国内外企业参观学习。 那么,为什么厂里宁可花四百万元在偶像剧里做效果未知的软广告,也要拒绝韩氏弟子团继续推动优化生产? 南街工厂以面条制造为主,主要依赖做大规模摊低成本,获取市场竞争力。顾毅实现盈利的手段,就是扩充人员、提高定量,用产量换产值[40]。在做大规模的前提下,能否穷尽手段对员工加定量、压工资,决定了最后能有多少利润。面对工人的压抑处境,韩氏弟子团大声疾呼“我们就是要改变以生产任务为导向、销售压生产、生产压设备、设备压人的这种恶性循环。”[41],但所谓生产任务,实质是商业利润,而牟利是南街企业压倒一切的目标。显然,就算实现了三班倒的八小时工作日改革,也还要继续加定量、压工资,进一步以产量换产值。那又何必折腾呢? 难道提高工人操作水平、搞技术革新、反浪费,南街工厂也不欢迎吗?当然欢迎,但这对利润来说只是锦上添花[42]。… Continue reading 南街村工厂:改良运动碰壁记

“做工人工作”——浅析佳士事件中的活跃工人

这一小批抗争者直面国家机器的暴力、不轻易后退的勇气,在以往的维权工人中是相当少见的。正因如此,他们是些什么人,有过怎样的历练,引人关注。近半年来,知情人士在互联网上传播了若干纪实性的故事,披露了这些工人的以往活动,内容真实性大体可以信赖。那么,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