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镇压事件述评

以下为 Making Sense of the 2015 Crackdown on Labor NGOs in China 的中文版


2015年年底,广州警方抓捕了当地民间劳工服务机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的负责人曾飞洋、工作人员孟晗等近十人。在此之前,2013-2015年间,中国政府已经审判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政治反对派,包括记者、律师、作家、和街头抗议活动者。有一种声音,认为对服务部人员的抓捕,无非是迫害“公民社会”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镇压。身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调节元素,反对派记者、律师顶多是统治者的“论敌”,而服务部的镇压事件,最终的矛头,指向了珠三角工人阶级。下面,我将逐步论证我的观点。

服务部事件发生后,官方喉舌炮制了几篇广泛流传的文宣,大骂服务部以及曾飞洋本人“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1],却也不得不透过牙缝供认“曾飞洋等人开始看起来是为工人着想,指导工人跟工厂谈判,帮大家实现了一些合理诉求”[2]。某些境外组织,比如大赦国际,则在抗议声明中大赞曾飞洋是“广东最有影响力的劳工维权领袖之一”[3]。一时之间,国内外舆论对这起镇压颇为关注,曾飞洋、孟晗等人“因祸得福”,知名度大有提高。

曾飞洋与他的机构为何介入了劳资纠纷?他是西方情报机构雇佣的炮灰?还是单纯同情工人遭遇的热心人士?又或是雄心勃勃的社会活动家、立志推动“劳资双赢的集体谈判制度”[4]?中国政府曾经容忍他公开活动很久,怎么如今把他关进监狱?一时众说纷纭。确实,这起镇压事件有点像个谜。要揭开谜底,首先让我们回顾一番服务部的发展历程。

服务部的发展历程

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化改革,九十年代后期,珠三角已经遍布工厂,有港台外资,也有本地老板。厂里的工人收入很低,经历了种种磨难:上班时间长、无休息日、劳动环境恶劣、吃住条件差、管理任意打骂、克扣或拖欠工资,以及在厂外被查暂住证的治安联防队追得东躲西藏。特别吓人的,是大量的工伤[5]。长期以来,珠三角的劳资纠纷中,老板总是很嚣张,而国家对工人的苦难视而不见[6]。身陷劳资纠纷的工人往往两眼一抹黑,急需内行人士的切实指点,也决定了早晚有人填补这个“顾问”领域的空白[7]。从九十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珠三角先是出现了香港社运人士开办的一批劳工服务机构[8],随后涌现的类似组织,多半由内地人发起,比如1998年在广州番禺挂牌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

服务部最初的工作,是向跟厂里打官司的工人,尤其是工伤工人,提供咨询、代写文书,收取一点案件代理费。它的负责人(以及法律意义的所有者)曾飞洋是广东人,学过法律专业,当过公务员,也进过律所。相比官方法律援助的繁琐程序[9],相比当时许多收费律师对工人的糊弄、敷衍,服务部要简单实在得多。坚持数年后,服务部开始得到境外资助,不再向工人收费。

站稳脚跟的服务部,不仅协助工人解决在厂内的纠纷,还提供了“茶馆”式的交友机会,让工人多了一个消磨业余时间的去处(关键是不收费!)。它的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医院工伤探访;法律咨询;职业安全与健康讲座;文艺联欢;出版刊物;慰问附近社区;培养志愿者;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项目,在指定工厂调研和培训。

由于珠三角工人长期缺乏解决问题的可靠渠道(更不必说免费二字!),只要有经费、一两个熟悉相关法律以及劳资关系“内情”的工作人员,加上相对合法的身份,任何劳工服务机构,都不难吸引一些工人。可以说,因为需求太大,一家机构只要还在运转,总有工人上门求助或参加文娱活动。

多年来,服务部接待过成百上千的工人,协助解决了不少人的困难,甚至得到了当地团委、工会的表扬。随着实践的积累,服务部培养出一批熟练工作人员,他们中的部分人先后拉到赞助出去单干了,各自创办的机构分布广州周边,与“老东家”服务部保持了互助关系。

不过,在国家眼里,像服务部这种在工人中活动(!)、而且掺和劳资纠纷的体制外机构,未尝不可生存,但肯定要打入另册,控制活动范围,不时敲敲警钟[10]。许多年里,珠三角当局一直拒绝任何劳工服务机构的民政注册,让它们只能以工商注册的尴尬身份活动,限制了进一步赢得工人信任的空间。服务部在番禺,也被同一问题长期困扰。曾飞洋虽百般向国家示好[11],希望吃上“公家饭”(比如拿到国家的社工项目),可还是成不了官府眼里的自己人[12]

话说回来,身为机构的所有者,只要资金稳定,不被官方定性为敌对分子,曾飞洋就足以保障自己这一摊“事业”的安稳,过着不错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服务部开始介入工人集体行动

2003年中国入世后,珠三角工业区吹气球一般膨胀起来,工厂和工人的数量翻倍增长,对老板的反抗也在翻倍增长。2010年,深圳富士康员工跳楼、南海本田罢工,震动了海内外。珠三角迎来了数以百计的罢工[13],受到国内舆论的关注,境外对中国工人组织起来的前景,也更有兴趣了。

与此同时,2011-2014年间,广东当局对劳工服务机构介入劳资纠纷、尤其是集体抗争的容忍尺度,有所宽松[14]。这种暂时的转变,也许是执政党上层内斗的连带产物,也许是国家在尝试新的劳资关系管理手法。不管怎样,工人反抗老板的途径似乎增多了。广州市工会推动了劳资集体谈判的汽车业试点,珠三角的各家劳工服务机构也抓住机会抛头露面,与媒体、学术界和律师圈子的交往更加密切,尝试影响舆论、刺激官方政策的改良,以及更公开地介入劳资纠纷。

曾飞洋本人被这股潮流推着走,随着赞助方要求的变化,随着最初经手的某集体案例的相对成功[15],他逐渐把服务部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工人集体抗争。2010年后,从珠宝厂、模具厂到鞋厂,服务部越来越多地介入劳资冲突。在补缴社保、公积金、索要搬迁补偿等领域,由于服务部的帮助,工人的要求有所满足。2014年,有斗争经验的原工人孟晗、朱小梅成为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让它在指导工人行动方面颇有点“如虎添翼”。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为了争取离职补偿、补缴社保、公积金,番禺利得鞋厂工人连续发起三次罢工,服务部参与、指导了利得罢工的酝酿与谈判,取得较大胜利。那段时间,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曾发文赞许利得事件“形成了一个市场化集体谈判的成功案例”[16],并声称“各级总工会要做的,恰好是劳工NGO现在做的工作:培训工人、引导工人、组织工人,提供法律援助。”[17] 服务部也没闲着,安排利得罢工的几名工人代表组成报告团,在珠三角的各兄弟机构向当地工人巡回讲演,赢得不少掌声。

但好景不长。作为一个统治整体,国家对劳工机构“利用但限制”的态度,向着限制一方转化了。2014年起,服务部、相近工作圈子以及曾飞洋个人头上的阴云,开始不断聚集:2014年下半年,曾本人被限制出境,受到警方的恐吓式“传唤”[18]。利得工人抗争期间,甚至有不明人士闯入服务部殴打曾飞洋。此外,由于积极介入了几起罢工,原服务部某工作人员开办的“向阳花女工中心”(服务部的姐妹机构)多次遭到房东的“奉命”逼迁。虽然为了保住合法身份,“向阳花”随后与劳资纠纷拉开了距离,它还是在2015年夏天被强令“自行”注销了民政注册。

2015年12月3日至5日,警方突袭了服务部以及关系较近的几家机构,拘押了曾飞洋等近十人,其中包括利得工人抗争的关键指导者,服务部工作人员孟晗、朱小梅。服务部的办公室、宿舍被查封,曾飞洋的家也遭到搜查。陆续取保释放了几个人之后,2016年9月,番禺区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决曾飞洋、朱小梅等三人缓刑。2016年11月,番禺区法院以同样罪名判决孟晗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

国家为何要打击服务部?

什么理由,让国家转变了“允许生存、适可而止”的态度,大张旗鼓地打击服务部?2010年前后,服务部把精力转向工人集体行动的深层动机是什么?服务部以及被捕人士,是否真的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威胁?这要从珠三角工人精神面貌的变化说起。

珠三角的上千万产业工人,逐步解决温饱问题后,各种“文明需求”(从了解法定权利、重视生活质量到家庭观念的转变)相对增多,但长期受到主流社会的漠视。近十年来,他们不仅需求的层次提高了,眼界也开阔了,许多人正在追求更接近“体面市民”的生活方式。珠三角的罢工,因此有了相应的变化。从反对拖欠工资、要求加薪或抗议取消年终奖,开始过渡到更复杂的一些要求,比如补缴社保,搬厂时的离职补偿。

工人要求的复杂化,意味着早晚得面对劳资之间更有韧性的较量,包括阵营分明的经常性谈判。说到底,要把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我组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近十年来,投入抗争的工人,无论有什么样的物质目标,都普遍没有触及一个问题:如何长期斗争?或者换个问法:到底要不要长期斗争?

工业飞跃带来的惊人就业机会,生活改善造成的“放松感”,工人在工厂生活中长期形成的务实、谨慎和忍耐,决定了珠三角工人的“回旋余地”很大。从思想到现实,他们还远远谈不上无路可退,或感到无须后退,而应该与眼前的老板坚持不懈地斗下去。有时,工人也会自发喊出“改选工会!”的口号,但多半是把“工会活动”当作解决眼前矛盾的又一种手段,而不是工人集体自我保护的长期行为。简单说,珠三角工人阶级尚未遭遇“猛击一掌”式的转折[19],还没有出现以集体行动产生工人组织,以经常性的劳资较量,在一定范围内落实工人利益的明显倾向。

与此同时,某些西方主流工会早就急不可耐地希望进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建立起他们极之纯熟的劳动力买卖规矩。以追求市场稳定为目标的劳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买卖规则”的重要部分,也是统治秩序的一根支柱。而在国内,希望在劳动力议价制度的规范过程中分一杯羹的,更是不乏其人。

迄今为止,服务部一类机构对珠三角工人的影响,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么多年里,受国家政策所限,这些机构对工人的接触、协助(从工伤官司到补缴社保),一直停滞在个体或小群体的范围。相比珠三角几千万工人以及文员、技术员的庞大基数,机构打过交道的员工数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形象一点说,这些机构就像一群级别很低的劳动力议价代理商,在市场的某个角落里惨淡经营,难以出头。假如有朝一日成为劳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一个参与者,机构的影响将空前扩大,顺理成章,也将获得更扎实的物质基础(从收取工人会费到拿国家项目)。相应的,机构的头头,比如曾飞洋,可以得到远比现在体面的收入与地位。

但大生意不容易做。在国家或明或暗的限制下,就连打出一定名气的服务部,支撑了快20年,在“创收”方面还是不成气候。2015年12月的抓捕事件中,警方翻箱倒柜,却只坐实了曾飞洋有一部车两套房[20]

自2011年起,曾飞洋半公开地接受了“中国劳工通讯”的资助[21],延续到他入狱为止。这是服务部的一个重要转折,埋下了五年后灭顶之灾的伏笔。“中国劳工通讯”是一家具有美国政府外围背景的机构,1994年成立于香港。它资金比较充裕,专门致力于向中国引进西方主流工会的“劳资合作”模式[22],多方渗透内地工人,是国内警方的长期侦察对象。

曾飞洋为何冒险接受了“中国劳工通讯”的资助?也许是因为广东当局昙花一现的“态度松动”而误判形势,急于在劳资集体谈判的新时代抢到前排位子[23]?也许是厌倦了到处化缘讨一点小钱,想拿到一张貌似稳定而有潜力的“美国饭票”?又或者自欺欺人地以为与有关部门建立了足够的默契,惹不了大麻烦?[24]

不管怎样,曾飞洋的决定是一场赌博。因为“中国劳工通讯”给他的主要任务,是介入工人行动,推动劳资谈判[25],必然把服务部推向社会冲突的漩涡中央。“中国劳工通讯”主张引入劳资谈判,以便“减少劳资冲突,避免不必要的罢工,化解劳资敌意,实现劳、资、政三赢。”[26] 但服务部的有关实践证明,先要发生威胁到老板赚钱的工人行动,然后老板才愿意坐下来谈。“中国劳工通讯”期望减少罢工,但它通过服务部搞的活动,现阶段而言,客观上让工人更容易“寻衅滋事”。开始反抗的工人往往变得不计后果、难以控制,冲击厂内的管理秩序,可能让劳资对立复杂化、长期化。以上种种,踩到了统治者的禁忌神经,让它必须有所作为。

2010-14年间,服务部的“集体谈判”实践面面观

2011-14年间,相比广东其他城市(比如深圳、东莞),广州对工人群体事件的态度相对容忍。也许是广东当局把“劳资关系调节”的试点限制在了广州,避免波及太大;也许是广州的相关官员有先走一步出政绩的动机。当时的广州市工会主席陈伟光,甚至大声疾呼仅仅维护工人的合法利益是不够的[27]。更重要的原因,是相比深圳工厂、工人的巨大数量,广州的工厂相对较少,不容易失控。毫不奇怪,同样领取“中国劳工通讯”的资金,服务部在广州“履行金主要求”推动集体谈判,要比深圳的某些同行有成效得多[28]

2011-2015年间介入劳资冲突时,服务部的通常手法是:接触有不满情绪的工人,从中挑选积极性较高、或是社会经验多的“苗子”,推动他们选代表,对选出的代表加以培训,讲解谈判技巧[29]。在工人要求有所实现或陷于僵持后,服务部可能会引导工人建立、改选工会,名义上是作为集体维权的另一个突破口,更实质的目的,是向渴望插手工会领域的境外赞助方交差。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整套环节看上去有声有色,在服务部的落实中往往形式大于实质,组织架子按金主的意愿搭起来了,“建工会”的口号喊出去了,现实中的工人行动却可能跟这套架子、口号没关系。

番禺某珠宝厂的一位工人代表认为,服务部对抗争工人的实际价值,首先在于帮他们比较容易迈出第一步(聚会、讨论),其次是搭架子,让工人面对资方像是一支层次分明的队伍,而不是乌合之众[30]

佛山某首饰厂的一位工人代表认为,服务部的一项重要价值,在于向工人传授劳资集体对抗的起码知识,让工人不至于过分盲目[31]。在珠三角,即便是那些脑子活、阅历广的工人,对集体行动的知识也未必有多少了解。

对许多工人来说,服务部或类似组织的存在本身,就鼓舞了他们,感觉不是孤军奋战。前述番禺某珠宝厂工人代表的一位同事说过:“没有(服务部这家)机构,我们不可能坚持这么久”[32]。2014年成为服务部工作人员的朱小梅,谈到她经历的日资厂补缴社保经过时,认为服务部的姐妹机构“向阳花”作为社会因素的介入,让资方不愿纠缠下去,而选择息事宁人[33]

无论怎样,一旦发生罢工,它就可能沿着自身的逻辑往前走。2013年,广州某模具厂部分工人罢工要求加薪。服务部的指导人员告诫他们不要堵路,但工人并没缩手缩脚(可能与指导者协商过),转而在各个车间吹着哨子游行,并阻止还在上班的车间继续生产,最终让资方屈服。

毫无疑问,产业工人的核心力量在于影响生产。服务部希望借助工人力量谋取未来劳资集体协商体制的一席之地,就要有心理准备“适当”释放这股力量,而这股力量,未必总是听服务部的话。2014-15年间的利得罢工,明显揭示了这个逻辑演进的过程,也让统治者警惕起来。

利得罢工中的服务部:协调工人行动,让国家警觉

番禺利得鞋厂是台资,有两千多员工。这家厂利润很好,却长期克扣工人的加班费、高温补贴、带薪年假,也不给多数人买社保和公积金。2014年初,工人听说工厂可能搬走,岁数大的担心不好找工作,而且不管年轻年老,很多人都一肚子积怨。同年8月,几个利得员工向服务部咨询搬厂的相关法律。从此,服务部派工作人员孟晗、朱小梅等人协助利得工人开展补缴社保、公积金、补发历年克扣工资、要离职补偿的斗争。

服务部的普通职员,无论工人出身还是受过高等教育,拿着一份平淡的工资,只要入职久一点,大多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事务性态度[34]。但孟晗和朱小梅多少有别于一般职员,他们对工人集体抗争有想法、有经验、有热情、比较认真,在珠三角的类似机构中,也是罕见的。

孟晗是原国企航运工人,1998年下岗后当过个体户。2010年,孟晗进入广州一家医院当保安。他善于观察,喜欢用“江湖义气”、“讲感情”的手法聚拢人心,注意树立个人威信[35],容易与一些见过世面、脑子活泛的员工/基层管理打成一片[36]。2011年左右,老孟在医院尝试组建工会实现同工同酬,有所进展后,院方被迫改善了保安的福利。2013年,医院的护工被大量解雇,服务部介入了她们与院方的纠纷,并请孟晗出手相助。2013年5月,孟晗领导了保安、护工要求明确劳动关系、补缴社保的罢工,因此被判刑9个月[37]。2014年,孟晗出狱后成为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参与指导包括罢工在内的工人集体维权。

朱小梅在一家番禺日资工厂当过多年基层管理,有讲演能力,擅长处理各方关系,有时会指点员工如何不受厂里欺负。2013年4月,她帮一名受伤员工解决待遇问题,辗转结识了服务部的姐妹机构“向阳花”。很快,在“向阳花”的引导下,也是出于热心,她开始组织厂里的部分老员工追缴社保(她本人作为管理,早有社保)。由于自己与厂方管理层的关系不错,她对大规模劳资对抗的风险估计不足[38]。几经周折后,厂方给三百多名老员工补了社保,但对朱小梅采取了撤销赴日培训资格、调岗、不许加班、记过、开除等惩罚。也是在“向阳花”的引导下,她一度试图推动老员工建立工会,不了了之。2014年,朱小梅成为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参与指导包括罢工在内的工人集体维权。

回到利得事件上来。2014年8月过后,经过孟晗等人一段时间的培训、动员(包括在公园里举行六七百人的聚会),利得工人选出了几十名部门代表,成立了“团结基金”,建了QQ群。一个初步的架子搭起来了。

没过多久,厂方到处乱罚款,可能是为了逼人走。工人更不满了。同年11月,厂方要求员工签新合同。核心部门手缝组的员工发现合同对工人不利,拒签并于12月6日发起罢工,全厂响应。服务部的协调下,工人选出谈判代表与老板、当地政府交涉,厂里同意谈判后,工人复工。同年12月15日,鉴于厂里没有谈判的诚意,手缝、针织等部门再次罢工,全厂多数工人响应。经再次谈判,资方一次性补偿了历年克扣的加班费等待遇,并承诺补缴社保、公积金。

但资方仍企图拖延社保、公积金的解决。部分工人谈判代表也疑似在厂方、镇政府的联合软化下,动摇了。2015年4月19日,服务部召集一百多利得工人开会研究下一步对策,遭警方包围调查。当晚,孟晗认为必须换掉不可靠的第一批谈判代表,他拟了一个名单,即后来与厂里谈判的第二批代表。次日,利得全厂第三次罢工,并阻止老板出货。最终,资方在社保、公积金、搬迁补偿上让步了。截至五月底,资方兑现了全部承诺。第三次罢工期间,手缝组的工人是守厂、阻止出货的主力。

在近几年的珠三角搬厂工潮中,从员工的角度说,利得罢工的许多特征似曾相识,没什么独一无二之处。它的内在推动力,主要来自手缝组等部门的几百个大龄女工。她们年纪大了,一心要社保,指望着老来有个依靠。对搬厂补偿的要求,强化了厂里许多人“要走就不怕老板”的算账心理,维持了比较一致的抗争状态。

利得工人的谈判代表,也没有超出珠三角罢工的一般情况。有的代表懂法律,能说会道,但容易被资方拉拢。有的代表不动摇,弱点是缺乏跟老板斗的能力。代表与工人的关系是松散的,第三次罢工前夕,孟晗包办了新的谈判代表名单,广大工人也默认了。

统治者到底担心什么?

那么,统治者到底担心什么呢?回过头来看,在利得罢工中,多种因素客观上形成了对工人有利的合力。正是服务部在促成这股合力时发挥的作用,让国家心神不安。

上面讲过,2011-14年间,广州当局对工人行动的有所容忍,让服务部有机会介入一系列劳资纠纷。在这些事件中,又出现了孟晗、朱小梅等个别积极分子,多少打破了珠三角工人“就事论事”的抗争局限,愿意带着热情(而不完全为了一份工资)参与到新的工人行动中。而服务部,提供了这样的活动空间。

在这场罢工中,或许是前一段的官方“容忍”余波未尽;或许是不愿自己的地盘上闹出太大风波;或许是利得工人的克制(没有堵路[39]、砸设备或扣留老板高管);或许是补缴养老保险、要求离职补偿本来也是法定权利,当地政府固然不遗余力帮资方分化工人代表、压制服务部(特别是孟晗),却终究没有走到公开镇压这一步,而是软硬兼施,以骗为主[40]。在工人不轻易溃散的前提下,当地政府的骗人手段,效果也有限。

在推动劳资集体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劳工通讯”公开主张:“一旦资方做出合理让步,劳工NGO工作人员便会及时建议工人和工人谈判代表适时妥协。”[41] 利得三次罢工中,服务部确实一直试图约束工人不要“过火”,把重心放在谈判桌上[42]。但孟晗这样的火线指导者,很清楚“工人有了行动才有力量,有了力量才能给资方以压力,有了压力我们才有谈判的筹码。这个是连环的,是集体谈判的一个部署”[43]。话说回来,就算孟晗、朱小梅想约束工人,以他们的实际影响而言,也无法真正控制利得罢工的“发动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手缝组老工人[44]

话说到这里,利得事件的整幅画面就清晰了。当地政府不能、不愿直接镇压,给了工人坚持就是胜利的机会。服务部帮工人搭好了与资方对垒的架子,以及对外宣传的渠道。在谈判领域,孟晗、朱小梅发挥了半顾问半指挥的角色,在外部稳住人心、调整策略。手缝组有决心反复发起罢工,多数工人跟着走,不投降。以上因素,构成了对这起抗争比较有利的合力,最终导致工人的胜利。

让我们再问一次……

那么,让我们再问一次:国家为何要打击服务部?因为在这场罢工中,统治者看到了服务部的潜在威胁。它有经费,有多年积累的工人同情者。利用广东官方的“容忍”,它正在取得指导工人行动的经验、威信和人才。它让“工人行动顾问”孟晗、朱小梅大显身手,并可能在新的行动中挖掘出更多的孟晗、朱小梅。它鼓励工人行动的当事者到处宣讲经验,既是在机构圈子内抬高服务部的“市值”,也让珠三角的抗争工人可能串联起来…… 最后,它与出去单干的原工作人员互通有无,让广州附近与它具有“天然联系”的机构越来越多。

珠三角的数十年资本主义发展,制造了一个人数众多、能影响世界生产的工人阶级。当市场的规律要求老板做出调整,而老板习惯性地又想牺牲工人时,工人阶级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回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近几年服务部的种种活动,客观上帮助这股力量有所凝聚、释放。当然,利得事件释放出来的部分微乎其微,恐怕只是珠三角工人力量总和的百万分之一。但不加制止的话,明天呢?尽管服务部顶多是刚有点“工人行动协调中心”的苗头,统治者还是皱起眉头,决定趁早铲掉这个“病灶”。

当曾飞洋还在喋喋不休提醒政府不要中了老板借刀杀人的奸计[45],摆着姿势、堆着笑脸,呼吁国家珍惜自己的劳资调解价值…… 一张大网正在迅速张开。

结束语

距离“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被镇压,已经过去快两年了。这一记铁拳,不仅摧毁了服务部,也打中了关联的好几个目标:体制内幻想加强工会独立性的离心者[46];与服务部以及其它机构有联系的抗争工人;珠三角的其它劳工服务机构。

这两年里,国家在珠三角多管齐下,收买、恐吓、禁止,尽力削弱任何可能让工人有所集结的元素。随着工厂搬迁、世界市场的停滞,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罢工变少了[47],劳工服务机构介入罢工的机会,就更少了。而整个中国社会,2010年前后关心工人话题、关注珠三角罢工现象的潮流,逐渐枯竭。

距离工人力量的下一次释放,还要多久?……

2017年7月29日


注释

[1] 新华社广州12月22日电“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

[2] 同上。

[3]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1015.html/zh-hans#more-1015 “国际特赦组织紧急行动声明:中国政府扫荡劳工机构,多名维权人士被关押”

[4] 曾飞洋近年的主要赞助者、有美国官方背景的活动家韩东方这样概括自己的主张:“如果有这样一个企业层面的谈判制度,让工人跟老板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大家把问题提出来,然后把它搞定谈妥。这样的谈判制度,每年一次,需要的时候,两次之间还可以再谈,这就是劳资双赢的集体谈判制度。”(“韩东方:中国工人应当享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法国巴黎国际广播电台 播放日期 22-01-2014)

[5] 2005年9月12日<广州日报》刊登了关于广东商学院谢泽宪教授工伤调查的报道。谢教授在珠三角地区六个城市,对39个医院的582位工伤患者进行了工伤问卷调查。她发现珠三角一些小镇的手外科医疗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原因竟是珠三角工伤最多的就是手。顺德某手外科医院的某副院长,一人十年间做了4000余例手指移植手术,平均每天超过一例。

[6] 2006年,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张东北承认,他的部门甚至停止了统计工伤:”工伤致残的数字现在也不统计了。前两年还统计过一下,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统计不下去了,从1998年开始就不再统计。”(“谁弄断了他们的手指”2006年11月《21世纪经济报道》)

[7] 除了基本提供免费咨询的劳工服务机构,许多年来,珠三角活跃着一批无执业资格的法律咨询人员,为劳资纠纷中的打工者提供收费服务,被俗称为“黑律师”。这批人的数量说法不一,从数百到数千不等。

[8] 在珠三角,香港社会运动创办、领导的机构,它们的法人可能是内地人,但机构的方针主要由港方把握。与内地人主持的机构相比,香港背景的机构情况更复杂,本文暂且不论。

[9] 1999年广东省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很长时间里,申请广州市职工法律援助服务处的法律援助,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程序方面,申请人提供相关资料,由该处和市法律援助处审查,申请获批准的,才由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律师提供代理服务。

[10] 1998年开始活动没多久,服务部就曾被停业整顿,理由是“与律所抢夺案源”。当地警方也一直跟服务部负责人员“喝茶聊天”了解情况。

[11] 曾飞洋声称:“我们的出发点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建设性的、是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他还表示“只要不完全剥夺NGO的独立性,我不介意工会来领导。”(“一个劳工NGO的夹缝生存:步履维艰”2010-11-30 《南风窗》)

[12] 2012年,服务部某原工作人员开办的“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成立的时候,广东省妇联象征性支持了注册资金5000元,但尽管向阳花很长时间里只做文娱康乐活动,它还是拿不到政府的有偿服务项目,只好跟服务部一样,寻找境外资金。至于服务部本身,有传言说它近几年拿过当地工会的外包项目,总值三四十万元。但它拿不到长期稳定、数额较大的官方项目,是一个基本事实。

[13] “仅2010年5-7月,广州受南海本田事件影响发生的大大小小停工怠工事件有近百起,从人数上看最少数十人最多过千人;从时间上看最短数小时最长为五天”(前广州市工会主席陈伟光著 《忧与思》第五章第一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4] 深圳当局在劳资纠纷中,相比同时期的广州当局,明显更加站在老板一边。但在2011-2014年间,对各个劳工服务机构介入罢工的现象,深圳官方也没有采取彻底禁止的措施。

[15] 2010年前后,番禺某珠宝厂的部分员工要求补缴社保,得到服务部的协助,并在争取一年多后取得胜利。这批员工有一部分是番禺人,他们的胜利对当地相当集中的珠宝工人多少有些影响。服务部当时负责协助他们的工作人员之一陈辉海,恰好也是广东珠宝工人出身,介入这个行业的劳资纠纷。这一系列因素让曾飞洋以及整个服务部对介入工人集体抗争加强了自信。

[16] http://www.chineseworkers.com.cn/newsitem/276742076 全总杂志《中国工人》2015年第02期“市场化集体谈判成功案例——番禺利得鞋厂劳资集体谈判分析”

[17] 同上

[18] 2014年9月-12月,曾飞洋多次试图出境去香港、欧洲,都被中国海关边检拦下了。同年12月,利得罢工和劳资谈判的高潮中,他被警方以“破坏生产经营”的理由带到派出所扣留了一夜。

[19] 所谓“猛击一掌”,是指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群众,他们的意识发生群体性的突变,渴望走出个人的狭小天地,反抗老板剥削,反抗更广泛的社会压迫。这种突变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充满矛盾、失衡的迅速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尚未建立起一套让被统治者广泛认可的利益分配规则。

[20] “(曾飞洋)不但给自己买了汽车,而且购置两套位于市中心的房产;其中一套放在妻弟的名下,再高价租给‘服务部’” 新华社广州12月22日电“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

[21] 2016年1月8日“中国劳工通讯”领导人韩东方在“对《人民日报》关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先生报道的回应”一文中写道:“2011年初,‘中国劳工通讯’开始与曾飞洋合作。”

[22] “中国劳工通讯”的官方网站声称:“中国劳工通讯是一个致力於推动中国工人及其他劳工阶层的团结,维护中国劳工的权益和尊严的的劳工团体,它独立於一切政府、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目标是使中国政府所承认的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协定能在中国切实地实行,使中国劳工阶层成为能独立地表达、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愿望的集体力量。” (“关于中国劳工通讯”)

[23] 一度在珠三角劳资纠纷中比较活跃的段毅律师,这样概括他心目中劳工机构在集体谈判中的优势:“在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中,维稳系统找到不到工人头,解决不了问题。相比较而言,劳工NGO多少是有优势的。要想化解集体冲突,除了标准的谈判程序外,首先要找到工人头,要形成工人有序的组织。工人的‘维权’和‘维稳’其实并不冲突,是事情的两面,目标其实是一致的。”(段毅 “工运型劳工NGO的前景与挑战”) 段毅的这番话,很大程度也可以看作曾飞洋的心声。

[24] 据“中国劳工通讯”领导人韩东方证实,曾飞洋开始领取“通讯”的资金后,在韩东方知情的前提下,很快向中国警方汇报了这件事。

[25] “2005年,‘中国劳工通讯’将工作重点调整为:一、通过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协助合法权益遭到各类雇主非法侵害的工人群体或个体争取经济权利;二、通过介入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将“野猫式”罢工引导向劳资集体谈判;……六、推动建立企业集体谈判制度”(2016年1月8日“中国劳工通讯”领导人韩东方 “对《人民日报》关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先生报道的回应”)

[26] 同上。

[27] “工会不应仅停留在维护‘合法权益’这个层面,而应该代表中争取更大的公平。例如工资集体协商,就不能仅停留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上”(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忧与思——三十年工会工作感悟》第一章第二节)

[28] 早在几年前,珠三角劳工机构圈子中就听说深圳的“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简称春风)也在接受“中国劳工通讯”的赞助。2015-2016年间,随着曾飞洋被捕,“春风”的资金来源也近乎公开化了。

[29] “首先要在工人中间发现几个苗子,定期不定期的对他们多了解,沟通和培训,教他们不要只依赖于一裁二审,通过介绍我们之前成功的个案经验,让他们认定以集体谈判的方式来维权。接下来引导他们推选工人代表,再通过数次的工人培训,让工人知道如何行动支持代表,代表要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承受来自相关部门的压力,培训和提高他们的维权技巧和谈判策略。”(海哥劳工服务部 · 集体谈判专访—陈辉海2015年7月2日)说这段话的人是服务部的原重要成员、“海哥劳工服务部”负责人陈辉海。

[30] “工人还没有开始(行动)之前,我感觉最好的是给了工人一个聚集和开会的地方。他们有一个身份,好像一个工会的地方,感觉我们很神圣的,安排了老师分享,给了我们精神上的一个提升,这样子的作用还是蛮大的。然后组建工人队伍的时候,就是打基础的时候他们做得比较好,但到了一定程度,要行动了,他们就有点回避了。”(2015年自印小册子《工人代表访谈录》 第二篇 2010年番禺某珠宝厂追缴社保事件中的“首席工人代表”的采访)

[31] “如果工人维权想要成功的的话,还是离不开机构的帮助。它发挥了方向性的作用,就是它有很多策略,指明一个方向给你,起到了一个指路人的作用,你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它会提供解决的办法。”(《工人代表访谈录》 第六篇 2014年佛山某首饰厂追缴社保公积金事件中“首席工人代表”的采访)

[32] 2011年对番禺某珠宝厂工人的采访(未刊稿)

[33] “它(资方)后期也了解到有社会组织的支持,不明白他们有多大的后盾,对于它比较有钱的企业,它主要还是不想冒这个险”(2015年自印小册子《工人代表访谈录》第三篇 朱小梅采访)

[34] 这种状态可以概括珠三角劳工服务机构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

[35] “工人拿到了工会的福利待遇,你不宣传,可能是昙花一现,钱拿到手,过段时间就忘了。我就在下面发展两到三个鼓动宣传人员,就是鼓动。他们不断跟人吹:这要没有老孟,你们能拿到旅游的500块钱,这要没有老孟,你能分到这袋米”(2015年自印小册子《工人代表访谈录》第四篇 孟晗采访)

[36] “在这上面我把原始的最社会上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江湖义气,兄弟情义,看上去像流氓”(同上)

[37] 同时还有他的8位同事被判数个月不等的刑期,孟晗刑期最长。

[38] “当时我想到的风险也没有那么严重,我当时就觉得厂里知道了又能怎么样,那工人问我了,我只是跟工人说一下,有这么一个地方(B机构)。如果真的只是这样子的话也确实不会有什么风险。因为凭我在公司和管理层的关系,这个事情是绝对处理的好的。当时最坏的感觉就是没有升迁的机会,永远就停留在现在的位置上”(2015年自印小册子《工人代表访谈录》第三篇 朱小梅采访,B机构即指“向阳花”)

[39] 利得厂位于一个十字路口,但工人始终没有堵路。

[40] 利得厂所在地的镇党委书记与孟晗接触时,开口闭口“孟老师!孟老师!”,态度很尊敬。(见2015年孟晗访谈录(未刊稿))

[41] 2016年1月8日“中国劳工通讯”领导人韩东方 “对《人民日报》关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先生报道的回应”

[42] “对于(第三次罢工后)复工这个问题,机构工作人员每个人思想不太统一,但是曾飞洋发出了倡议,就是说我们全面地认同这个(谈判结果)公告内容,全面要求下面的工友去复工”(《2015年孟晗访谈(未刊稿)》)

[43] 同上

[44] 4月23日,当资方就社保、搬厂离职补偿做出新的让步承诺后,服务部以工作人员汤欢兴(又名北国)的名义极力呼吁复工并允许厂方出货。但罢工和阻止出货的行动直到25日,厂方完成了离职补偿和公积金补缴后,才结束。

[45] “轻易地动用警力压制工人,并将责任推给非政府组织,会将一个企业的劳资矛盾,变成工人与全总,与地方政府的冲突。这不但破坏了政府的信誉和形象,而且也加大了政府和全总处理问题的难度。它在降低了资方的违法成本的同时,迫使地方政府为资方违法行为“买单”,加重政府和工会的人员与财政负担”(2015-04-15 “关于广州番禺利得鞋厂劳资集体谈判最新进展的说明” 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

[46] 退休后不久,原广州市工会主席陈伟光在自己的书中婉转地说:“事实上,我们许多党政干部对工会的认识也是不清晰的,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但不能仅把工会看成是党委的附属机构或者派出机构,从而使党与工会的只能部分,使工会不能充分体现群众组织的特点,使工会严重脱离群众。工会与党政部门根本的区别在于他是一个职工群众的自治组织,在政治上,服从党的领导,但在具体工作中,有自己的独立性。”(陈伟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忧与思》第一章第二节)

[47] 2016-17年间,珠三角的工厂罢工,往往跟过去一样,无声无息地发生和结束。2017年7月,深惠交界某工业园的一家家庭用品厂,因疑似搬厂,工人要求经济补偿,发生了至少一周的罢工。与此同时,在深圳某区的日资厂区内搬迁,发生了十天的罢工,工人要求解决工龄补偿、搬家费、班车和子女转学。即使在网上,关于这两起罢工也毫无迹象。但综合来说,珠三角的罢工确实相对少了。罢工者关于劳资纠纷的网帖少了,劳工服务机构了解的罢工消息少了,各种渠道关于罢工的消息都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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